精神分析療法

醒悟心理操作療法研究會李兵

精神分析療法起源于三位醫生的研究，他們是佛洛德、阿德勒和榮格。佛洛德是精神分析學之父，他創立了人們熟悉的夢析療法、自由聯想療法、躺椅療法，等等。所有這些方法的目的都是想促進對神經症狀態的洞察。

為了矯治強迫性神經症，佛洛德相信，他必須首先通過分析神經症患者的夢、口“誤”以及患者躺在靠椅上時（即在自由聯想期間）可能出現的任何幻想，為自己和病人把衝突分辨清楚。在這個尋找神經症根源的過程中，當所有的資料都收集齊了以後，佛洛德就向病人解釋一切，這就叫解析。佛洛德曾經描述過這一過程：“其要點是：我應猜出秘密並坦率地把這一秘密告訴病人。這樣，病人通常就被迫放棄對它的抵制。”由於猜出的秘密多為患者厭惡而被人格的意識面（自我、超我）所抵制。但是，由於持之以恆的解析和以病人的精神內容（夢中的故事等等）為基礎的解析和證據增多，這幅圖畫最終就變得越來越清楚。如果病人堅持到底，他就能最終對自己的人格的另一方面有一個全新的瞭解，並隨著這一洞察而開始改變自己的行為，至少會改變對自己神經症的看法而使其症狀消失；或者，即使症狀不消失，他也不再被症狀所煩擾。

佛洛德常常用裏比多的術語來陳述這種更似心理邏輯學的解釋。他認為，在進入精神分析治療時，病人就會把裏比多從進入他的神經症中的形象（如俄狄浦斯情節中的母親形象）上撤回（撤除精神傾注），轉而投放在分析者的身上。這就導致了所謂的“移情”，其通常形式是：在治療的初期，病人“愛上了”分析者。然後，隨著神經症患者對自己的病情瞭解得更多，他又開始把裏比多從治療者身上撤回而重新投放在自己身上。他這樣做不是自私自利，而是要建立一個更加堅強的自我本體。隨著這一過程的展開，病人可能會變得蔑視分析者或對他不滿，導致所謂的負移情（雖然正移情和負移情實際上都在整個分析過程中同時進行）。慢慢地，病人就能更客觀地看待自己與分析者的關係，就不再會把屬於他人（如自己的父母）的特徵歸因於他了。而且，如果一切進行順利，由於病人經過改造的裏比多得到調整，精神分析的過程就以病人最終“把握了”自己的整個人格而告結束。正如佛洛德對這個將舊的抑制變為新的人格力量的過程所作的總結一樣：“自我以潛意識的削弱為代價而逐步擴大其範圍。”

如果我們願意把人類思維看作上個響應過程，並認為無論指導心靈的力來自意識還是潛意識層面對目的論來說並沒有區別，那麼，我們就很容易以目的論理論來重構佛洛德的學說。佛洛德的職業是給他的顧客提供一項選擇性的斷言或前提，使他的顧客“為此緣故”而重新考慮他們生活的意義。因為這一新斷言的內容是那麼討厭（道德上！），所以他的病人們最初會覺得他分析的意義（目的）是不可取的。起初，這些病人抵制他對他們的神經症的解釋。但是，佛洛德繼續以偵探般的精確進行分析，在他們心靈的每一個角落裏探索，找出一個又一個切中要害的線索，最終使這些病人違背自己的自覺意志而相信他對他們的潛意識意向的理解終究是正確的。一旦這一真相得到認識，病人們通常就會把它作為事實而接受下來，如同孩子們接受歪曲現實的幻想一樣。這樣，一種新的回應過程也就發生。就是這樣一種精神決定論。它既可以使人得病，然後又能把人治好——這取決於人生的此時此刻受到肯定的意義是什麼。

阿德勒曾一度是加入佛洛德學派的第一位主要人物，後來，由於佛洛德分析時過分強調性的方面而與他分道揚鑣。他公開採取目的觀，強調行為的目標導向性。阿德勒說，要認識一個人的行為，就得瞭解這個人的目標，因為“人類精神生活的目標成了行為的支配原則和最終原因”。阿德勒相信，在人生的早期階段，即3至5歲左右，我們都訂下一種“遊戲計畫”，我們的行為就是為此緣故而發生的。這種原型計畫構成了我們的生活方式，或者說是我們的生活此後所採取的模式。它的作用就像一個完整的目標，一旦被肯定，我們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會染上它的色彩。我們中有些人成了“媽媽的小動手”，長大成人以後就會繼續以這種方式生活下去在我們的社區裏起領頭作用，或頗富責任感地把我們的孩子培養成為可靠的公民；而有的卻成了“壞孩子”，一生中有害的活動不斷，以聚會的骨幹、惡作劇者或人群中八面玲球的“人物”等不那麼尋常的方式吸引夥伴們的注意。出現嚴重變態行為的生活方式來源於自私的生活計畫。慣受溺愛或拒絕考慮別人的孩子，長大後會成為我們生活的禍根，因為他們對別人沒有愛心，沒有為全民謀福利的社會興趣。

阿德勒承認，父母由於寵壞孩子而成了孩子變態行為的“原動力”的一部分，但他並不贊成因孩子的行為模式而責任其父母。他把神經症的起因完全歸咎于孩子個人，因為生活方式是一個人主觀上形成的，也只有這個人自己才能改變它。阿德勒的方法由此被稱為個體心理學。在他的心理療法實踐中，阿德勒幾乎與佛洛德一樣採用洞察的方法，試圖從病人對早期生活的回憶、夢，或甚至從直接觀察得來的行為模式中舉出事例，向神經症患者表明他是如何以某一前提為基礎進行生活的，而這一前提則在以前有意識地形成，如今卻在潛意識中起著作用。

比如，如果一位顧客一進精神分析醫生的診所就馬上開始談判，要求改變已經定好的下次診療時間，那麼他所反映出來的就是他的權力需求。這種需求可以追溯到他早期的家庭生活經歷，那時他很可能與一個兄弟競爭以獲取母親的關照（同胞競爭）。這種做法含有爭取優越感的成分，即努力爭取以補償自己潛在而強烈的自卑感。這些反復出現的行為模式並不是佛洛德學說意義上的強迫重複，而是持續肯定一種已經斷言的生活方式。那個受到溺愛、認為整個世界都欠著他什麼的個體並不是在重複著他的童年；只是自童年以來，他從來就沒有改變過自己的斷言。

我們所談的“三大”精神分析家中的最後一位叫容格，他同樣承認人類的基本目的性。他不僅相信人的心靈是沿著一條從早期的祖先進化而來的有目的的路線，而且堅持認為裏比多本身就是一個總是把心靈引向價值目標的目的能：“生活是典型的目的論，是對目標的內在追求；而活生生的有機體則是尋求自我實現的一個引導性目的系統。”容格心理學獨具一格的地方是如下觀點：一個人“似乎”在意識中作出的任何行為肯定，其辯證對立面也“似乎”在潛意識中被作出。例如，一個在意識中企圖成為主宰性意識自我的人，同時也在潛意識中形成了相反的柔順人格傾向。自我的反面叫做他我，或者更常見的是叫陰影。

當我們無法認識和承認自己的陰影方面時，人格中就出問題了，其心理發展就是片面的。他往往無法從這些陰影特徵中認識自己，把它們投射在“別人”身上，而不承認是“我的一部分”。容格療法的治療方案是通過各種手段把人格的這兩個部分結合起來，使這個人與他自己相一致，即：使他在意識中竭力追求的部分與他實際上具有但自己並不承認的潛意識部分相結合。

用目的論術語說就是，一個人體會到了他在回應過程中所肯定的任何斷言都有其相反的可能性，而且，我們平時沒有覺知到這個辯證過程，然而，我們選擇一個尺度以便在響應中造就意識人格這一事實就表明我們也考慮了相反的可能性。這種情形出現在有自由去意願這一心理活動次序的自由面。容格曾經這樣概括過他的辯證觀：“在所發生的一切中，我都看到了對立面的作用……在此我們又一次看到，我們絕不能讓精神決定即自由意志一語中的意志面掩蓋這樣的事實：在心理活動的自由面，對立的對立作為考慮的可能性總是無限地存在。人的心靈是由“非此即彼”構成的，但它絕不會受制於這些限制性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