題記：10歲的孩子被送進了美國學校，上英文課，老師佈置的作業是寫論文，題目居然大得沖天：《我怎麼看人類文化》；上歷史課，老師讓孩子扮演總統顧問，給國家決策當高參；在中學的物理課上，作業竟然是一個市政研究專案——城市照明系統的佈局；而道德教育，居然是從讓孩子們愛護小動物開始。

沒有統一的教科書，沒有統一的考試，沒有對學生的三六九等的分類排位。這就是呈現在一個中國記者眼前的美國教育。

面對與中國教育截然不同的“西洋景”，種種的疑慮、困惑接踵而至，美國教育究竟要培養什麼樣的人才？“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這究竟是教育學者的危言聳聽，還是對人與教育之間客觀規律的深刻認識？

我們中國人是否認真反省過我們的教育？我們中國的教育有缺陷嗎？如果有，在哪里？我們這樣一個正在全面謀劃自己未來前程的民族，應該怎樣審視我們為孩子們提供的教育環境？

美國小學給10歲的兒子留的作業是寫一篇論文，題目嚇我一跳：《中國的昨天和今天》。學習二戰史，美國老師竟然讓10歲的孩子回答這樣的問題：“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種種不可思議的事情，種種躲閃不開的衝突與思考，我由此“遭遇”美國教育。

當我牽著10歲的兒子登上中國東方航空公司飛往美國洛杉磯的班機時，心中就充滿了疑惑：我不知道在孩子這麼小的年齡就把他帶到美國去，是不是一個失策？一位朋友的勸告還響在耳邊：最少應該讓孩子在中國接受完基礎教育再到美國，因為中國的基礎教育是最完整、最系統的。多少專家也認為，美國的高等教育很出色，而基礎教育絕對不如中國扎實。

直到我把兒子送進了那所離公寓不遠的美國小學的時候，內心的憂慮終於得到證實：這是一種什麼樣的學校啊！學生可以在課堂上放聲大笑，每天在學校最少讓學生玩兩個小時，下午不到3點就放學回家，最讓我開眼的是兒子根本沒有教科書！那個金髮碧眼的女教師弗絲女士看了我兒子帶去的中國小學四年級的數學課本後，溫文爾雅地說：“我可以告訴你，6年級以前，他的數學是不用再學了！”面對她那雙充滿笑意的藍眼睛，我就像挨了一悶棍。一時間，真是懷疑把兒子帶到美國來是不是幹了一生中最蠢的一件事。

日子一天天過去，看著兒子每天背著空空的書包興高采烈地去上學，我的心就覺得沉甸甸的。在中國，他從一年級開始，書包就滿滿的、沉沉的，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他換了三個書包，一個比一個大，讓人感到“知識”的重量在增加。而在美國，書包裏沒了負擔，孩子精神上就更鬆快了，這能叫上學嗎？一個學期過去了，把兒子叫到面前，問他美國學校給他最深的印象是什麼，他笑著送給了我一個字正腔圓的答案：“自由！”這兩個字像磚頭一樣拍在我的腦門上。

此時，真是一片深情懷念中國的教育，似乎更加深刻地理解了為什麼中國孩子老是能在國際上拿奧林匹克學習競賽的金牌。不過，事已至此，總不能再把他送回國去呀？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不知不覺一年過去了，兒子的英語長進不少，放學之後也不直接回家了，而是常去圖書館，不時就背回一大書包的書來。問他一次借這麼多書幹什麼，他一邊看著那些借來的書一邊打著電腦，頭也不抬地說：“作業。”

——作業？我忍不住湊過去看，兒子打在電腦螢幕上的標題是：《中國的昨天和今天》。這是一個小學生的作業？這樣天大的題目，即便是博士，敢去做嗎？於是嚴聲厲色地問兒子這是誰的主意，兒子坦然相告：老師說美國是移民國家，讓每個同學寫一篇介紹自己祖先生活的國度的文章。要求概括這個國家的歷史、地理、文化，分析它與美國的不同，說明自己的看法。

我一時語噎：真不知道讓一個10歲的孩子去運作這樣一個連成年人也未必能幹的工程，會是一種什麼結果？偌大一個中國，它的地理和文化，它的歷史和現狀，一個10歲的孩子能說得清麼？我只覺得一個10歲的孩子如果被教育得不知天高地厚，弄這些大而無當的東西，以後恐怕是連吃飯的本事也沒有了。

過了幾天，兒子完成了這篇作業。沒想到，列印出的是一本20多頁的小冊子。從九曲黃河到象形文字，從絲綢之路到五星紅旗……熱熱鬧鬧。我沒讚揚，也沒評判，因為我自己有點發懵，一是我看到兒子把這篇文章分出了章與節，二是在文章最後列出了參考書目。我想，這是我讀研究生之後才使用的寫作論文的方式，那時，我30歲。

不久，兒子的另一個作業又來了。這次是《我怎麼看人類文化》！如果說上次的作業還有邊際可循，那這次真可謂是不著邊際了。

兒子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餃子是文化嗎？”

“餃子？文化？”我一時竟不知該如何回答。為了不誤後代，我只好和兒子一起查閱權威的工具書。真是沒少下功夫，我們總算完成了從抽象到具體又從具體到抽象的反反復複的折騰，兒子又是幾個晚上坐在電腦前煞有介事地做文章。我看他那專心致志的樣子，不禁心中苦笑，一個小學生，怎樣去理解“文化”這個內涵無限豐富而外延又無法確定的概念呢？但願我這個虎頭虎腦、從來就對“吃”興趣無窮的兒子，別只是在餃子、包子上大作文章。

在美國教育中已經變得無拘無束的兒子，很快就把文章做出來了，這次列印出來的是10頁，又是自己設計的封面，文章後面又列著那一本一本的參考書。

他洋洋得意地對我說：“你說什麼是文化？其實特簡單——就是人創造出來讓人享受的一切。”那自信的樣子，似乎他發現了別人沒能發現的真理。後來，孩子把老師看過的作業帶回來，上面有老師的批語：“我佈置本次作業的初衷是讓孩子們開闊眼界，活躍思維，而讀他們作業的結果，往往是我進入了我希望孩子們進入的境界。”

沒有評價，既未說對，也沒說不對。問兒子這批語是什麼意思，兒子說，老師沒為我們驕傲，但是她為我們震驚。

“是不是？”兒子反問我。

我無言以對。心中始終疑疑惑惑：弗絲老師希望他們進入什麼境界？

兒子6年級快結束的時候，老師留給他們的作業是一串關於“二次大戰”的問題。“你認為誰對這場戰爭負有責任？”“你認為納粹德國失敗的原因是什麼？”“如果你是杜魯門總統的高級顧問，你將對美國投放原子彈持什麼意見？”“你是否認為當時只有投放原子彈一個辦法去結束戰爭？”“你認為今天避免戰爭的最好辦法是什麼？”……

如果是兩年前，見到這種問題，我肯定會抱怨：這哪是作業，這分明是競選參議員的前期訓練！而此時，我開始對美國的小學教育方式有了一些理解。老師正是在是通過這些設問，向孩子們傳輸一種人道主義的價值觀，引導孩子們去關注人類的命運，引導孩子們學習高屋建瓴地思考重大問題的方法。這些問題在課堂上都沒有標準答案，它的答案，有些可能需要孩子們用一生去尋索。

看著12歲的兒子為完成這些作業興致勃勃地看書查資料的樣子，我不禁想起當年我學二戰史的情景：按照年代、事件死記硬背，書中的結論，有些明知迂腐也當成聖經去記，不然，怎麼通過考試去奔光明前程呢？此時我在想，我們在追求知識的過程中，重複前人的結論往往大大多於自己的思考。而沒有自己的思考，就難有新的創造。

兒子小學畢業的時候，已經能夠熟練地在圖書館利用電腦和縮微膠片系統查找他所需要的各種文字和圖像資料了。有一天我們倆為獅子和豹的覓食習性爭論起來，第二天，他就從圖書館借來了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拍攝的介紹這兩種動物的錄影帶，拉著我一邊看，一邊討論。孩子面對他不懂的東西，已經知道到哪里去尋找答案了。

兒子的變化促使我重新去審視美國的小學教育。我發現，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要讓孩子知道，生活的一切時間和空間都是他們學習的課堂；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欲望和嘗試。

有一次，我問兒子的老師弗絲女士：“你們怎麼不讓孩子們背記一些重要的東西呢？”我上小學時，可沒少背課文，沒少背教科書的要點。

弗絲老師笑著說：“對人的創造能力來說，有兩個東西比死記硬背更重要，一個是他要知道到哪里去尋找他所需要的比他能夠記憶的多得多的知識；再一個是他綜合使用這些知識進行新的創造的能力。死記硬背，既不會讓一個人知識豐富，也不會讓一個人變得聰明，這就是我的觀點。”

我不禁想起我的一個好朋友和我的一次談話。他學的是天文學，從走進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第一天起到拿下博士學位整整5年，一直以優異的成績享受系裏提供的優厚的獎學金。他曾對我說：“我很奇怪，要是憑課堂上的學習成績拿獎學金，美國人常常不是中國人的對手，可是一到實踐領域，搞點研究性題目，中國學生往往沒有美國學生那麼機靈，那麼富有創造性。”我想，他感受的可能正是兩種不同的基礎教育體系所造成的人之間的差異。中國人太習慣于在一個劃定的框子裏去施展拳腳了，一旦失去了常規的參照，對不少中國人來說感到的可能往往並不是自由，而是惶恐和茫然。

我常常想到中國的小學教育，想到那些在課堂上雙手背後坐得筆直的孩子們，想到那些沉重的課程、繁多的作業、嚴格的考試……它讓人感到一種神聖與威嚴的同時，也讓人感到巨大的壓抑與束縛，但是多少代人都順從著它的意志，把它視為一種改變命運的出路，這是一種文化的延續，它或許有著自身的輝煌，但是面對需要每個人發揮創造力的現代社會，面對明天的世界，我們又該怎樣審視這種孕育了我們自身的文明？

1995年，我回國後，將自己對美國小學教育的觀察與思考寫成一篇小文章。出乎我的意料，就是這樣一篇小文章，發表後引起不小的反響。中國最火爆的週末報紙《南方週末》轉載了這篇文章，中國教育部的機關報紙《中國教育報》轉載了這篇文章，全國上百家報刊和網站轉載了這篇文章，中國發行量最大的文摘刊物《讀者》與我簽訂了向他們終生授權轉載我的文章的合同，一些學術研討會的論文引用了這篇文章，一些探討中國教育改革的書籍也收錄了這篇文章。我當時還在想：這年頭中國是怎麼了，我寫的那麼多反映中國社會問題的深度報導都沒有什麼反響，一篇小小的文章居然這樣引人注意。中國人可能還是需要看些輕鬆的東西吧！

不過，我很快發現，那篇小文章之所以有點“一石激起千層浪”的效應，是因為它恰恰觸動了我們中國人心中最為沉重的事情。

文章發表後的幾個月，我當年就讀的北京師範大學實驗小學舉行40周年校慶，我的一個小學同學把她的女兒帶來了，小姑娘眼睛裏分明帶著種種不情願的神色，大概是被母親強迫而來。我的這位同學這些年來讓這個女兒折騰得苦不堪言，小姑娘就是喜歡英語，對別的課程沒有興趣。馬上要中考了，當媽的急得茶飯無心，每天都與女兒較勁：你光是英語好，別的科目不好，不也是考不上好學校？

大概是作母親的情急之下嘮叨太過，弄得母女關係十分緊張。我安慰我的同學，讓她換個思維方式，給孩子一些自由。我說到了我的兒子，說到了美國的小學教育。

這個小姑娘在一旁聽著，突然睜大眼睛，驚異地看著我，問道：“叔叔，你是不是寫了一篇文章，說你的兒子在美國上小學的事情？”

我說：“寫美國小學的文章可不少，你看的是哪一篇？”

小姑娘說：“文章有一段是這麼寫的：‘美國的小學雖然沒有在課堂上對孩子們進行大量的知識灌輸，但是，他們想方設法把孩子的眼光引向校園外那個無邊無際的知識的海洋；他們沒有讓孩子們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但是，他們煞費苦心地告訴孩子們怎樣去思考問題，教給孩子們面對陌生領域尋找答案的方法；他們從不用考試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而是竭盡全力去肯定孩子們的一切努力、去讚揚孩子們自己思考的一切結論，去保護和激勵孩子們所有的創造欲望和嘗試。’是不是這篇文章？”

我很吃驚，一個小姑娘怎麼把這麼長的一段話都背下來了？我告訴她，這篇文章是我寫的。

小姑娘有些雀躍地說：“叔叔，你知道嗎？我把這段話用刀子刻在我的桌子上了。我是在《讀者》上看到這篇文章的，看了很多遍，都快給背下來了。我想，我要是在美國的學校上學就好了！”

——一個孩子，竟然用小刀把描述美國教育的一段話刻在桌子上，這是為什麼？她究竟被什麼所打動？

與孩子聊起來，方才知道，他們的課業太沉重了，以致沒有時間做自己喜歡做或者想做的事。學校對她們的管理也太嚴格了，甚至不讓女孩子留長頭髮，進校門有人專門檢查。這個小姑娘無法想像，世界上居然有不用“去死記硬背大量的公式和定理”的地方！有鼓勵孩子們給總統決策提意見的地方！孩子太渴望在學習中能夠自主、能夠輕鬆、能夠快樂了，他們太渴望呼吸自由的空氣，太嚮往課堂外那個豐富多彩的世界了！

後來，我的小侄子的經歷，也給我上了一課。

那年7月，小侄子從小學畢業，正趕上中國開始宣導“素質教育”，小學生升中學一律取消考試，就近分配。

按照地理位置，我的小侄子可能被分到他們住處附近的一個“臭溝學校”，這是全家都難以容忍的。於是，一家人動用各方關係，歷經周折，才找到京城一所有名的寄宿中學，交了3萬元“贊助費”，把小侄子送了進去。

大人們終於釋然，似乎這3萬元買來了小侄子的前途。我問我弟弟，這年頭不是都開始“素質教育”了嗎？你們還花這種錢，費這種精力幹什麼？

我弟弟一臉苦澀地說：“什麼素質教育啊，孩子高中畢業還不是要考大學？考大學還不是要看分數？你不給孩子找個好中學，不是耽誤他一輩子？”

我無言以對。

小侄子進了新中學，開始發生微妙的變化。原本聰明活潑的孩子，每個週末回家，都像霜打了的茄子秧似的，沒精打采。到了星期天晚上送他回學校時，常常哭喪著一張小臉。以至於後來竟要父母做說服工作，就像當年送他上幼稚園一樣。有幾次孩子還掉下眼淚來。

問他為什麼？他說：“我受不了這個學校，純粹是個集中營。”把學校說成集中營？這太過分了！於是大人們開始教育孩子。

但小侄子倒振振有詞地控訴起學校：晚自習從6點半到9點，做完作業只許看教科書，其他所有的書都不讓看。小侄子撅著嘴說：“教科書有什麼可看的？前面的內容全知道，後面的內容都不懂。每週只有兩節體育課，連玩的時間都沒有！”

控訴完，小侄子還大放厥詞：“不讓我們玩，就是剝奪兒童的人權！”

大人怕這孩子童言無忌惹惱了學校，於是教育他說：“你懂什麼是人權？讓你上這麼好的學校，你還覺得剝奪了你的人權！你沒看電視上那些非洲孩子，飯都吃不飽。你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就欠把你送到那兒去過幾天！”

沒想到，這一下小侄子倒來詞兒了：“我還想去非洲呢，我還不知道非洲什麼樣兒呢！電視上的非洲我都看不到！學校也不讓看電視，連廣播都不讓聽！有一個同學帶了一個小收音機，被發現後當場就沒收了。”

小侄子憤憤地說：“現在倒好，我不僅不知道世界大事，就連國家大事也不知道。和傻子一樣，還當共產主義接班人呢。”

我對他說：“你這個年齡不把精力全部放在學習上還想做什麼？我們年輕時候正趕上‘文革’，上山下鄉，中國的書只能看毛選，外國的書只能讀馬列。想學文化知識還不行呢，你們現在多幸福。”

沒想到小侄子一臉老成地歎息道：“你們那個時候才幸福呢，不用考試，不用受我們這樣的罪。”

我有些吃驚：我們的教育怎麼把今天的孩子弄得如此不知好歹，竟然嚮往起“文革”那樣的文化荒漠？

有一次小侄子還說出了更為極端的話：“你們再讓我上這個學，我就會死！”這讓全家人都吃了一驚。我心中產生的疑問也更加深重了：中國教育何至於如此殘酷，竟然讓天真爛漫的孩子會想到了死？

同學的女兒與我的小侄子的事情，使我開始思考我們今天的教育。我發現，中國的基礎教育越來越走向一個極端，分數被抬到一個越來越高的地位，孩子們被越來越緊的緊箍咒勒得喘不過氣來，他們每天被拴在桌前十幾個小時，原本天真爛漫的童年陷入過度沉重的學習苦役之中。要說小侄子的話也有幾分道理：他們擁有的天地太狹小了，他們離課堂外那個精彩的世界也太遙遠了。

我們為什麼只把學生的視野、思維甚至行為的準則限制在如此狹小的教科書、課堂和校園之中？

我真是擔心，在這樣的禁錮之下，讓孩子們為了幾門課程的考分而耗盡他們能量無限的生命，其結果恐怕不止是讓孩子失去學習的興趣，甚至不只是讓孩子們生出“敵視”教育的心態，更可怕的是造成了孩子們狹隘的眼界和心胸。一個孩子比身邊的同學高出幾分都會受到獎勵，以至於他們可以沾沾自喜、洋洋得意，這些為今天的考題活著的孩子在人類明天的文明進程中會居於什麼位置？

我們真的必須剝奪孩子們的輕鬆和快樂，真的必須讓他們與精彩的現實世界隔絕開來，才能使他們成才嗎？

兒子在美國上小學六年級的時候，學校舉行了一次家長會。這次家長會與我在中國參加過的家長會完全不同，班主任弗絲女士“導演”的“故事”讓我在驚異之中，重新認識著孩子，重新認識著自己，也重新思考著我們的教育。

那是兒子在美國小學上6年級的時候，有一天放學回家，帶回一個學校要開家長會的通知。兒子告訴我，老師說了，家長必須出席。

這可是不容易，孩子在美國小學呆了快兩年了，這是第一次開家長會，我當然要認真對待。我在腦海裏習慣性地整理了一下對兒子成長中遇到的一些問題的看法，特別是歸納了一些我對兒子到美國後在文化衝突下面臨的一些特殊問題。心想，開家長會時，到了老師面前，免不了要分析一下孩子的問題，我要爭取主動，對孩子的剖析包括向老師請教的問題都要有的放矢，別讓美國人覺得我們中國人對孩子不關心、不重視，也別讓他們覺得我們中國人到了他們美國的地面上就不懂教育了，我們可是一個有著古老文化傳統的民族，我們擁有源遠流長的文明呢！

開家長會的那天，我沒有忘記帶上筆記本和兩支筆，這是我在中國養成的習慣，參加家長會和我參加各種考試時一樣，一定是兩支筆伺候，以防不測。在中國，開家長會的時候，老師講的話，我都要記在本子上，爭取一字不漏。我相信，老師的話是教育孩子的金科玉律，哪怕忘記一條，或許都會對孩子的成長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所以我一定要記錄得很完整，以便回家準確傳達給孩子，自己也好反復領會其中的深刻道理。

開家長會的那天晚上，我提前趕到了孩子的學校，走進會議室一看，氣氛有些別樣。會議室裏又是氣球又是彩帶的，不像是家長會，倒像是開聯歡會。

儘管心裏直犯嘀咕，但心裏又想，這不是在美國嗎？遇到什麼“西洋景”也就不奇怪了。美國佬什麼花樣不能搞啊，思維方式不一樣嘛。

班主任弗絲女士已經在會議室裏等候了，見到每一個孩子的家長進來，都是帶著微笑，一陣寒暄，忙得不可開交。人來得差不多了，班主任走到前面，宣佈會議開始。

這時我才發現，孩子們也和家長坐在一個會議室裏，而且老師也絲毫沒有讓孩子們“退場”的意思。我有些不解，這不是家長會嗎？怎麼也讓孩子在這裏呆著！一會兒要是談起孩子們成長中的問題，難道就讓他們當面聽著嗎？美國佬這是什麼路數啊？不是尊重所有的個人包括孩子的人格與隱私嗎？

班主任弗絲女士是教育學博士，我和她很熟悉，特別熟悉她的那種作為教師的“職業性”微笑，這種微笑不僅給你一種平靜和安全的感覺，而且給你一種信心和鼓舞。當年兒子剛到美國的時候，我們徵求她的意見，是讓孩子進美國的普通小學，還是讓孩子進“雙語”學校？弗絲反對讓孩子進入雙語學校，她帶著微笑卻不容置疑地說：“請相信孩子的語言能力，就讓他在我們這所公立小學裏上學吧。有一天，你們會突然發現，他已經在用熟練的英語與同學們聊天了。你們不要擔心他的英語，要擔心的恰恰是他的中文。”

當時我看著連“Howareyou!”都聽不懂的兒子，真是不敢相信弗絲女士的斷言。但是後來的事情說明弗絲女士是對的。也就是在半年後的一天裏，似乎真的就是在那一天、那一刻，我發現兒子拿著電話和他的美國小夥伴有說有笑地在聊天了！兒子英語雖然簡單，但是很流暢。我很奇怪，為什麼這之前我就沒有聽他說過一個完整一些的英語句子呢？我不是搞語言學教育的，我不知道這裏的奧秘。當然，我一直堅持嚴格要求孩子在家裏一定不能說英語，這倒不是因為聽了弗絲老師的忠告，而是我怕孩子真有一天不會說中國話了，我會愧對祖先！感謝老天，我的這一要求讓兒子至今一直保留著一口標準的北京話，漢語口語沒有任何障礙。但是隨著他的英文越來越熟練，他也幾乎不能用中文寫作，對中文的閱讀也日益艱難了。弗絲老師真的是在微笑中預見了一切。

弗絲老師向大家問好後，帶著幾分神秘說：“今天對在座的孩子們的家長，可能是一個不同尋常的日子。因為我們為你們準備了一個特別的禮物。確切地說，為你們送上這個禮物的不是我們這些教師，而是你們的孩子！”

孩子們此時也交頭接耳，嗡嗡地議論起來。弗絲女士說：“孩子們，請不要吃驚，你們當然也不知道這個禮物是什麼，因為兩小時前，我們剛剛把它從一個遙遠的地方取回來。但是，確實是你們創造了它。”

這時，她向一位站在旁邊的老師示意，這位老師轉身走出會議室，從外面推進一個有輪子的小桌，上面是彩色的綢布覆蓋著的一個四四方方的大方塊兒。弗絲女士走上去輕輕地掀開了綢布，展現在人們眼前的是擺放得整整齊齊的一大摞新書。

面對著人們驚詫的目光，弗絲女士很得意地說：“這個學期，我們講授了英文詩歌的寫作，我讓孩子們試著寫了一些詩，這些詩感動了我，也感動了我的同事們，於是我們決定把它們彙集起來，印成這本詩集。我想，這可能是你們的孩子們人生的第一部詩歌作品，是他們人生的第一部著作，請各位閱讀吧。你們會比我更為孩子們的才能驕傲！因為是你們養育了他們。”

一瞬間，會議室鴉雀無聲，所有的家長幾乎不敢相信班主任的話。漸漸地，人們開始騷動起來，幾位西服革履的家長已經沒有了來時的矜持，紛紛站起身來，迫不急待地要看那些書了。孩子們更是喧聲一片。

——這太出乎意料了！我們的孩子，眼前這些小學生，竟然寫了詩，還印成了書！

老師們把書一本一本發給了家長。我也拿到一本，打開目錄，很快看到了兒子的兩篇“作品”。

一首詩題為《朋友》，寫的是他出國前與國內的小學同學分別的感情經歷。兒子離開中國的時候，心裏的痛苦，對童年小夥伴的懷念，都是我未曾想到的。他在詩裏述說著對童年友情的感受：我們都會長大，我們再見面時，可能都難以辨清對方的臉龐，但是，哪怕我走到天涯海角，童年的回憶也會永遠伴隨我，直到我白髮蒼蒼。

天啊，離開中國，離開小夥伴，讓兒子一下想到了“老”嗎？

他自己畫的一幅畫成了書中這首詩的題圖，畫面上是一個橢圓形的地球，兩個孩子站在地球的兩端，仰望著天上的雲。

還有一首詩寫的是《時間》，我從中聽到了兒子對時間的感受。他說，時間本身沒有速度，只是因為人的存在，時間才變得不同，就是對同一個人，時間也會變化，當你在不知道去做什麼的時候，時間不是慢了，而是快了，因為它在流失；而當你想做的事情太多，覺得時間不夠用時，時間實際上很慢，因為你的創造已經拖住了時間的腳步。時間的速度在人的掌握中。

這難道是對愛因斯坦相對論社會學意義的解釋嗎？

為這首詩配的圖也是兒子畫的，上面是一個變形的鬧鐘，時針和分針已經變成了人的兩隻手，正在拉著已經跳出錶盤的標示著12個小時的阿拉伯數字。我不敢說這幅畫有多大的美學價值，但是它確實反映出孩子對時間的理解。

我一遍遍讀著兒子寫的詩，刹那間似乎對孩子有一種陌生的感覺，這種感覺非常複雜，先是感歎，但是很快就被一種自責的心緒籠罩了。我自認為平日對孩子不僅是很瞭解，而且是很關注的，我是職業記者，平日就是與人打交道的，面對社會采寫的也都是“深度報導”，我一直相信自己很瞭解兒子。但看了兒子的詩以後，我發現我錯了。

我發現，我這個比他大了30歲的父親，對人生的的體會有的時候未必有兒子細膩，甚至在有些地方也未必有他深刻。

我也十分驚異兒子對英文詩歌韻律的掌握。我記得也就是在不久前，我還為他對英文報紙的一則廣告的似是而非的解釋而惱火，和他嚴肅地談過學習英語的態度問題，實際上當然是教訓他。兒子當時真是很老實的樣子，我還為自己抓住了他的隱藏很深的弱點而暗自得意呢！

看著兒子寫的詩，我不禁問自己：我真的知道孩子正在發生的變化嗎？我真的瞭解自己的兒子嗎？

捧著這本孩子們寫成的“書”，我內心充滿了感動！這本書裏不僅有兒子此生第一次印刷成書籍的英文詩作，而且記載著兒子到了美國後最初的成長歷程，不僅是美國小學教育不同凡響之處的一個實證，也是我作為一個父親反省自身局限的鏡子。我很想多留下一本，於是問弗絲女士能否滿足我的要求。弗絲女士笑著說：“對不起，每個家庭只能有一本。這是絕版的印刷。因為我們沒有更多的經費。所以，我們也希望家長們能夠支持我們，讓我們以後多做這樣的工作。”

當老師們推出一個巨大的蛋糕為孩子們祝賀時，會場上的氣氛更加熱烈。一些美國的家長們忘情地親吻著自己的孩子，好像是剛剛看到孩子從遠方歸來似的。顯然，不少家長和我一樣，被震撼了，被感動了，我們可能真是在這一個晚上，重新認識了自己的孩子。

孩子們也顯得很興奮，他們都神采飛揚地聚在一起，侃侃而談，笑聲不斷，顯然他們在為自己驕傲。

我也看到，家長們都不聲不響地走到會議室窗臺前，那裏放置著一個捐款箱，家長們都在捐錢。這個時候，誰不覺得捐款是樁最應該做的事情啊！

儘管很感動，我還是沒有忘記我印象中家長會上的“法定程式”——徵求一下老師對孩子的意見，這似乎應該是“家長會”的慣例。我找到弗絲老師，問她，我的兒子在學校有什麼問題？老師說：“他要是有什麼問題，我可能早就通知你了。不會等到現在。”

可能是想起我與她見面時經常問她我的兒子有什麼問題這樣的話，弗絲老師笑著問我：“你們中國人總是在研究孩子的‘問題’嗎？”

我說：“我們中國人有一句名言叫‘未雨綢繆’，還有一句名言叫‘防微杜漸’，還有一句叫……”

弗絲女士微笑著打斷我說：“讓我們用更多的精力去發現孩子們的可愛和他們的潛能吧，鼓勵他們，引導他們，讓他們心中充滿自信，充滿光明，充滿歡樂，這樣孩子才有更大的興趣去學習，才有更大的力量去戰勝困難。”

回家後，我問孩子，你什麼時候寫的這些詩啊，我怎麼不知道啊？兒子說，就是課堂上老師讓我們寫著玩的，又不是作業。我問：“老師沒有告訴你們要出版？”兒子說：“沒有。老師就是說，你們寫得很好，再努力寫，你們中間會出現真正的作家。誰知道她真的把我們的詩給印成書了。爸爸，你說過，作家就是寫書的人。現在我們也寫書了，我們現在都是作家嗎？”

讓我怎麼回答呢？這本不起眼的詩集，在孩子們的心中有多重的分量啊！可能就是這本小小的詩集，會激發起孩子對於寫作的興趣和信心，未來的作家可能真會是從這裏走出第一步！

那天晚上，我發現，當天參加家長會帶去的筆記本上居然一個字也沒有記。孩子長到12歲以來，我參加了多少次家長會啊，而這是我第一次在家長會上沒有對老師說的話作現場記錄。

那天晚上兒子也非常興奮，12點了，還在寫他的日記。我發現，從那以後，兒子開始喜歡寫點兒東西了，而且寫得越來越快。他一有什麼感慨，就寫上幾句詩一類的東西，遇到什麼事情，可能就會寫出一篇記事散文。

儘管我和兒子都認定，他以後是要學理工科的，自然科學是推進人類進步的絕對的“物質力量”，何況咱們中國人是在美國，為了謀生，為了把日子過好，也都是重理輕文的。但是從那以後，兒子對寫作的興趣始終不減。

我的一些留學生的朋友看過我的兒子寫的一些文章後都說，他寫作的天賦是受了我這個當記者的爹的遺傳。其實，我根本不相信遺傳之說，我至今仍然相信，就是那本小小的詩集，激發了兒子對寫作的最初興趣，培養起他對寫作的自信心。那本詩集讓他相信自己有寫作的才能，特別是有用英文寫作的才能，於是，他才興致盎然地嘗試各種文體的英文寫作。

那次家長會在我的記憶中一直揮之不去，讓我想了很多事情。我感歎美國老師的用心之良苦，他們通過把孩子們的作業編輯成書這樣一個舉動，完成了一個多麼複雜的教育環節！

——孩子們看到自己寫的詩變成了真正的書，而且讓自己的父母閱讀後真正受到感動，於是，孩子們重新認識了自己！與此同時，每個父母都看到了自己的孩子創造的“奇跡”，在這個“奇跡”面前，家長們也重新瞭解了自己的孩子。而在對自己孩子全新的瞭解面前，稍有頭腦的家長就不能不反省平日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過程中與孩子的關係，甚至不能不反省自己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得失成敗，從而去尋找培養和教育孩子的更為正確的途徑。

這使我想起在國內的家長會。學校一下開家長會的通知，家長和學生就開始忐忑不安了，如同面臨一次嚴峻的考驗。家長會上，校領導和老師們高高在上(真是高高在上，有時老師們的講話是從學校的擴音喇叭裏傳出來的)，抑揚頓挫地講著話，時而指出嚴峻的競爭局勢，時而佈置艱巨的考試任務，不時會指責一下典型的學生或者家長，接著危言聳聽地發佈全面警告。此時，家長們坐在孩子們的座位上，低眉順眼，洗耳恭聽。那些平日學習成績不好的孩子的家長，更是心驚肉跳，如坐針氈，受了這番“折騰”之後，還要與折騰完自己的老師再去認真研究怎樣折騰(整治調教)孩子的對策。而孩子們呢？此時正躲在家裏魂不守舍地猜想著家長會現場的種種景象，充滿憂慮等待著父母的歸來，不知道老師與家長私下運籌了什麼，自己的處境又會發生什麼變化？不知有多少孩子在家長會後受到父母的打罵。開家長會的這一天，特別要是趕上孩子在期末考試或者是升學考試前的家長會，對一家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驚恐的日子。家長等待著老師的“宣判”，孩子則等待著來自老師和父母的雙重“審判”。

我的兒子在中國只念到小學四年級，我記得從他三年級開始，每次開家長會的這一天，都是他一年中最乖、最老實的日子。每逢這一天，兒子顯得特別懂事。實際上，我是從來不打孩子的，也從不為孩子考試高幾分低幾分而責駡他。何況他從小受我們的影響，總是想做個好孩子，而且也確實做得不錯。然而就是這樣的好孩子，也還是如此懼怕“家長會”。可見中國學校“家長會”的威嚴之甚。

我們中國的家長會為什麼讓家長和孩子感到如此的緊張，甚至恐懼呢？教育為什麼把它的服務物件塑造成了懼怕教育的人？這是不是人們通常所說的“異化”現象？那麼，究竟是孩子們在內心叛逆了教育，還是我們的教育走到了自己的反面，背叛了自己呢？

梅克教授說：“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她為什麼說得這樣肯定？她說，她確信，每一個生命都有特殊的潛能，而教育的任務就是要開掘每一個孩子的創造力。這不只是教育學家的理想追求，而是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

1993年，我採訪了美國亞利桑那大學一位教育學專家梅克教授。

我之所以萌發採訪梅克教授的欲望，完全是因為她從事的專業名稱和她的研究物件之間那種讓人難以理解的強烈反差。

她從事的專業是“天才教育”。在我們這些中國人的心目中，天才似乎就意味著與眾不同，意味著超凡脫俗，意味著出人頭地……而一說到天才教育，我們就立刻會想到名牌大學的少年班，奧林匹克學校，以及種種為培養特殊人才、而且只有極少數人能享受的教育特權……

而梅克教授的研究物件，卻是那些長期被人們忽略的教育水準低下的印第安部落的兒童、新近移居到美國的發展中國家的兒童、由於種種原因未能得到良好教育的兒童和各種各樣的殘疾孩子。梅克教授在這個領域埋頭耕耘了15年。在她的辦公室，我看到各種膚色的孩子的照片，貼滿了整整一面牆的牆壁。

採訪她的時候，我單刀直入地提出了我最感到困惑不解的問題：“你能不能告訴我，你為什麼要在那些看起來比正常孩子更遠離天才境界的孩子中間，進行天才教育的研究？”

梅克教授平靜地回答：“由於各種原因不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們，他們更容易被社會忽略。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我時常會為他們以後的人生境遇感到哀傷。我想，造成這種悲劇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現行教育在用一個單一的標準去衡量、去要求、去塑造千差萬別的孩子，從而制約了孩子們各種潛能的發展。我的研究就是要找出解救這些孩子的辦法來。”

讓每一個孩子的潛能充分發揮出來，讓每一個孩子最大程度地擁有創造未來生活的能力！這個夢想如此強烈地纏繞著梅克，因此當她摘取了教育哲學博士的桂冠，進入教育科學的殿堂之後，她就急不可耐、全力以赴地去尋找將夢想變為現實的道路。

在苦苦地探索了15年之後，她終於找出一種能夠發現各種孩子的各種特殊才能的測試方法。這是一項在美國教育界前所未見的科研成果。

梅克教授採用一種使孩子們興致無窮，能夠積極參與的測試方法，在一種近乎遊戲的過程中，對孩子們的各種能力進行嚴格檢測並作出精確的定量分析，從而作出對孩子們的各種能力的準確判斷。在此基礎上，針對不同類型的孩子的發展特點和需要，制定出不同的教育規劃，然後指導教師和家長進行實施。

——這是一個多麼複雜的工程！它細緻到要對每一個孩子的特點進行全面分析，對每一個孩子的教育進行系統設計。最初，很多人把它看成是一個假想的純粹的科學實驗，很少有人相信這項科學研究對於改革和推進教育實踐有多少應用價值。但是梅克教授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帶領她的科研組堅持不懈地努力著，十多年過去了，他們的工作成果，終於引起了越來越多的老師、家長和教育管理者們的關注。

我採訪梅克教授的那年，在亞利桑那州已經有4所印第安保護區的學校、10多所普通學校、加利福尼亞州的50多所學校、北卡羅來納州的數百所學校，都已經在使用梅克教授的這種方法，對他們的教育物件、對他們承襲已久的教育體制進行重新的審度、剖析和規劃。就連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的一些學校，也開始使用梅克教授的方法進行實驗。

梅克教授對我說：“我的研究遵從一個基本的思想原則，這就是去發現每個學生的長處，並且最大限度地去發展這個長處。而以往人們的觀念，恰恰與此相反，認為教育的任務是去發現孩子們的短處，再想方設法去彌補孩子的短處。在這樣的觀念之下，孩子們不僅在教育中被放在了被動的位置，而且往往被挫傷了學習的興趣，甚至會產生不可改變的對於教育的抵觸心理。這種狀況直接影響著孩子們能力的開發與培養。”

梅克教授相信：努力發現孩子的長處，激發的是孩子的自信。而專門注視孩子的短處，激發的是孩子的自卑。

梅克教授十分認真地說：“我在各種場合都強調這樣一個觀點：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哪怕是那些被現行教育的公認標準認為是智力水準最低的孩子，實際上也有特殊才能，這是人所擁有的天賦，而我們今天的教育，往往把這種最應該重視的東西忽略了。”

我問梅克教授：“你認為推廣你的科研成果的最大障礙是什麼？”

“人的觀念。”梅克教授回答得十分乾脆。“可能傳統教育理念太強大了。人們習慣于要求孩子們去適應教育提出的標準，而不是讓教育去滿足孩子發展的需求。這個觀念不改變，教育就難以走出自己的誤區。”

梅克教授提出了教育中一個關鍵的問題——是應該讓人去適應教育，還是讓教育適應人！

梅克教授說：“我相信，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人看到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每一個孩子都是富有創造力的生命，關鍵在於我們能否發現他們的天賦。我想，文明發展到今天，人類已經應該能夠看到每一個生命擁有的價值了。”

今天，梅克教授的想法，已經得到美國教育界的普遍認同。這種觀念不僅承認差異，而且尊重差異；不僅尊重一般性的差異，而且尊重特殊性的差異，在他們看來，人的千差萬別恰恰構成了人的豐富多彩的創造力的基礎，而教育的任務恰恰應該是把人的各種各樣的能量發掘出來，而不能像可口可樂的生產線，把自己的產品造成一個模樣。

採訪過梅克教授之後，我對美國教育為什麼通常不用一成不變的方式去授課，不用一套標準答案去測驗學生的能力，不用類似於成績排位元的方式去把學生分成三六九等，為什麼能夠給學生那樣大的自由度，讓學生們去想像、去發揮、去施展自己的能力，有了更多的理解。

梅克教授說的一句話深深震動著我：“沒有殘疾的孩子，只有殘疾的教育！”

我想，或許正是這樣的理念，推動了美國基礎教育的改革和發展。基於這種對人的價值的認識，人們才能注意在教育中尊重每一個孩子的個性，進而想方設法去開發每一個孩子的潛能。

讓每個孩子知道自己的潛能，讓每個孩子建立起堅實的自信，讓每個孩子從事屬於他們自己也屬於這個社會的富有個性的創造！這就是美國教育為自己設定的任務。他們為了完成這個任務，處心積慮，孜孜以求，不遺餘力。

1994年，美國總統克林頓簽署了由眾、參兩院經過激烈辯論通過的《美國2000年教育改革法案》。該法案有十大內容，其中第一部分內容是《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法》，確定了美國2000年的8項教育目標。在這8項目標中的第3項目標，就專門論及了基礎教育的目標，我們從中可以看到美國教育的追求：

“全面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學生的基礎文化水準，提高全體學生的推理能力、解決難題的能力、應用知識的能力、寫作的能力和進行流暢交流的能力，大幅度提高能掌握和使用兩種以上語言的學生的比例；所有學生都要參與促進個人品德良好發展的活動，參加促進身體健康的社區服務和培養個人責任感的活動，接受體育、衛生教育，保證身體健康和精神飽滿。使學生學會開動腦筋，成為負責的公民，能接受繼續教育並在生產部門順利就業。”

在這個培養目標中，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美國人注重的是大幅度地提高中小學生的基礎文化水準，是對孩子們今後的發展至關重要的五大能力的訓練，是孩子們的道德水準和責任感的培養，是全面保證孩子們的身心健康。值得我們關注的，是他們把上述目標的追求設定在“全體學生”、“所有學生”的身上，也就是每個孩子的身上。

關注每個生命，開掘每個生命的能量！這是美國在中小學教育目標上的國家意志，起碼是落在文字上的國家法律。這個法律能否真正落實，當然是另外一回事，不過，我們從中可以看到一個國家的教育渴求。

兒子在美國上小學的時候，我去他們學校考察，發現同一年級的各個班級上課的方式都不一樣。同樣是教美國歷史，有的班級組織看電影，有的組織去博物館，有的班級的作業是讓孩子寫文章，有的則是讓孩子模仿歷史人物進行演說，千奇百怪。

我本來是想跟老師商量一下，找一本教科書，配合課堂教學輔導一下孩子，但卻發現，老師根本沒有什麼教科書。

我問老師：“你們上歷史課不指定教科書，學生怎麼掌握要點啊？”

老師說：“對於歷史，每個人的興趣點完全不同，看法也完全不同，讓孩子們知道一個大的發展脈絡就行了，我們不指定教科書正是為了讓孩子們不受束縛地接觸更多的史料，思考更多的問題！一本不適當的教科書，一是可能限制了孩子的眼界，讓他們覺得歷史就在一本小小的書裏，更可怕的是可能破壞了孩子學習歷史的興趣，讓他們此生把歷史拒之門外。”

美國的中小學校非常看重孩子們的學習興趣。他們提倡尊重每個孩子的性格、習慣、喜好，鼓勵孩子的一切想像和創造能力。這與我們中國的教育大不一樣，我們中國，從孩子進入學校的第一天起，就把一個公認的標準放置在孩子眼前，讓孩子們死記硬背，千差萬異的孩子都要按照這個標準被剪裁、被馴化。

一個是要孩子們必須適應大一統教育提出的硬性要求；一個是盡可能地開掘每個孩子的內在潛能，促進其自由發展。觀念不同，出發點不同，教育的方式就產生了巨大的差異。

美國教育部門規定，中小學教育中，語文、數學、科學、地理、歷史、外語和藝術七門功課為主課，各學校執行統一的教育大綱，學生畢業時通過考試檢驗學習情況。作為一個國家的教育，他們也是有一個統一的原則標準的。

但是，這個統一的教育大綱，實施起來卻又十分靈活。美國並沒有為七門主課編寫全國統一教材，他們的中小學的教材一般都是由專門公司編寫的，市場上同樣一門課程會有各種版本的教材供學校及教師選擇。這就使學生和教師都贏得了自由的空間：哪種教材更適應孩子的特點，同時也更適合教師的發揮，就去選擇它。

美國中小學的其他輔課更是由各學校甚至教師自行決定其內容、教材和教學方法，課程的原則只有一個：貼近生活，務求實用。美國中小學會為孩子們開設園藝、電腦、駕駛、縫紉、烹飪、木工、機械、攝影、繪畫、樂器等豐富多彩的實用專業課程。這些課程通過對孩子實行各種基礎的技術培訓，提高孩子的動手能力，讓孩子們瞭解什麼是生活，什麼是謀生，讓孩子們知道怎麼去生活，怎麼去謀生的一般知識，也從中激發學生對大千世界、對千行百業的興趣。

美國基礎教育中這樣一種高度自由開放的教育模式能夠存在，能夠延續和發展，還與大學教育和中學教育的“介面方式”直接相關。美國沒有統一的大學升學考試，學生高中畢業升入大學時只需參加一個“學業能力考試”，這項測驗主要是考核學生的數學和語文水準。在一年中，學生可參加幾次這樣的考試，哪一次的成績最好，就以哪一次的成績為准，從而避免了一考定終身的偶然性。

大學在錄取學生時，除了看“學業能力考試”的成績以外，主要看學生平日各學科成績，看學生的品行、興趣愛好、特長、個人自傳、老師推薦信以及參加社區服務的情況，這時他們看重的是一個孩子的全面素質，並不是一次考試的成績。如果美國大學像我們這樣“一考定終身”，美國的中小學教育也不會有現在這種自由開放的景觀了。

我常想，教育應該是與製造業完全不同的產業：製造業需要的是標準化，只有標準化，才能有大工業。而教育呢？教育可能恰恰需要的是個性化，因為每個人是千差萬別的，開發千差萬別的個性潛能，才是產生創造力的基礎。只有千差萬別的創造力彙集起來，才能成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巨大能量。

有一次，亞利桑那《每日星報》的總編輯約翰·派克請我吃飯，飯後他問我是否要一點甜食，我說冰激淩吧。約翰·派克說：“好！咱們不在這兒吃，我帶你去一個地方。”

約翰·派克把我領進一個號稱是圖桑地區最有名的冷飲連鎖店，他神秘地一笑，對我說：“你將見到一個有趣的人。”

當我走到櫃檯前決定選擇哪幾種冰激淩時，我發現，那琳琅滿目的樣品都標著我幾乎讀不出來的英文單詞。原來，這裏的冰激淩，都是用特殊的香料和植物，採用特殊方法製成的，品種繁多，在大商店裏絕對見不到。

這時從裏面跑出個精幹的小夥子，見到約翰高興地大叫：“老朋友，你怎麼有空來這裏？”

約翰指著我：“這位元中國記者想吃你的冰激淩，我想他也會有興趣知道你怎麼從一個工科碩士成了一個冰激淩店的老闆。”

工科碩士？冰激淩店的老闆？我有些吃驚地打量著眼前的這個年輕人。

小夥子笑了，他對我說：“就是因為一個夢，一個孩子的夢，讓我成了一個賣冰激淩的生意人。”

他告訴我，小時候，他最愛吃的東西就是冰激淩，可是每次哥哥總是搶他的那一份，他不給，就要挨打。那時他就下著決心：長大自己要開個冰激淩店，想吃多少就吃多少。後來，長大了，他嘗試過寫作，當過攝影記者，他甚至為當一個工程師而修了個碩士學位。但是，幼年時那個冰激淩店的夢想始終纏繞著他。最後，他終於放棄了所有的嘗試，來到美國最炎熱的“沙漠火地”——亞利桑那州，實現了他的夢想，開了一個配方獨特的冰激淩店。